客星何补汉中兴，空有清风冷似冰。
早遣阿瞒移汉鼎，人间何处有严陵！
杨万里写作这首诗的目的，明为翻案，事实上却和苏洵的〈六国论〉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是为了借古讽今。
严光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，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。
北宋名臣范仲淹仰慕严子陵高节，特意为他造了祠堂，并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《严先生祠堂记》，赞他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
。
自古以来对气节高超的隐士都有很好的赞誉，毕竟政治污浊是非多，在其中打滚数年，人情都变了调，其中更多有怀才不遇却对政治理想舍不得放手的文人。
视富贵如浮云，说来多容易，实践却永远是个难题，也难怪世人要对严光投以崇敬的眼光，人之常情难者更显其珍贵，这样的气节格调确实令人倾慕。
杨万里却偏要在众多文人眼中的隐逸气节作文章。
主要是因为当北宋为金所灭、南宋仍受侵逼之际，忘怀时事，置国家危亡于不顾，就是丧心病狂，就是历史罪人，所以杨万里借严子陵事，一反旧说，对这种“空有清风”
的人提出谴责，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。
对他而言，隐士的清风高举是建筑在太平盛世的基础上，有能力却不为国家效力的人，其心似冰，一点都不值得尊敬。
孔子曰：“邦有道，贫且贱，耻也！”
杨万里的想法正好实现了孔子的这句教条。
“早遣阿瞒移汉鼎，人间何处有严陵”
两句，更是对严光此种隐士强烈的批评，认为他们空自享受了朝廷带来的稳定政局，却不思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的道理。
杨万里说的颇有道理，但是话说回来，思量隐士之风形成的背景，政坛的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难道不需负点责任吗？有句话说：“政治像一只开屏的孔雀，从正面看亮丽斑斓，从后面看就只是个屁股。”
钟鼎山林，人个有志，为国家出力不一定要站在朝堂上，虽然隐士们没有为国家提供实质的政策辅佐，但他们枕石漱流、清风明月的操守，对民心不能说没有精神薰陶的作用。
精神标竿一向比实质的政绩更容易深入人心，严光此举，也算是对当代百姓的心灵教育做了贡献。
东汉的人才难道只有一个严光？山不转路转，找其他的辅弼人才也就是了，又假设东汉除了严光之外就不再有人才，那么即使光武帝能请得严光出山，国家也活不长久。
后世诗人纵有为国为民的壮志情怀，又何必去苛责来往天地如过客的隐者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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